中国古代的地理环境相当封闭。蒙古高原、西伯利亚、帕米尔高原、青藏高原，从三面阻隔了中国和俄罗斯、阿拉伯、印度等地区的密切关系。东边是大海，在航海技术不发达的古代，大海也形成了阻隔。全国的平均雨量不充沛，西北地区寒冷而干燥，地表植物稀少，广大的中部地区容易受到干旱的威胁，只有临海的几个省份，才比较适合农业生产。总体来说，自然资源不丰富，各个地区的资源分布极不平衡；但地区之间又没有不可逾越的天然屏障，为此形成了一种悬殊而不隔绝的地区关系。

　　基于自然条件，黄河、长江流域的人们很早就开始定居和农业生产，由此催生了家族现象，而地处边陲的许多民族则长期处于氏族部落时代。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内，家族成为中国人的共同生活方式，成为古代政治的基础。各个家族几乎无法获得外部的资源，而总体上资源不足，所以大部分家族都会参与资源和利益的争夺，反过来加重了家族自保的需求。由于东南沿海和中原的资源较为丰富，西北边地的资源较为贫乏，所以北方攻打南方、西北边地游牧民族攻打中原，就成为中国历史上一个既奇特又惯常的现象。

　　古代的政治，是一种“家族、地区联盟”式的政治。皇帝是家族的代表，一些大家族联合支持他，全天下家族顺从他，就形成了稳固的统治。同时，所有的家族把握着各个地区、不同层次的政治权力，皇帝就好像是各地区、各家族的“公共裁判人”。没有这种家族联盟，在中国版图上建立一个稳定的社会是非常困难的。

　　各地区的家族互相攻打，是为了争夺资源；各地区的家族形成联盟，维持一个皇帝，是因为家族之间有相互依存的关系，尤其需要一个和平的环境以避免毁灭性的破坏。皇帝负责制止家族、地区间的战争和倾轧，负责均衡各个地区家族的利益；而各地区的家族，为皇帝提供人力、物力的支持。在这种情况下，皇权只是在各地区、各家族之间起到平衡作用，极少延伸到家族内部；皇帝也几乎没有在乡村建立统治权，因而给家族留下很大的自治权。总之，中国古代的专制，是一种“有限专制”，是一种“家族共和”。君主专制与家族专制这两条不同的线索，在漫长的封建统治中孕育了政治“共和”的因子。

　　现代中国已经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大一统”国家。但是，大一统并没有消除原有的地区不平衡关系，反而因为所有的地区都处于中央的管理之下，平衡各地区的利益成了政治的铁定义务。在工业、商业和其他产业迅速发展的当下，天然的地理条件，仍然是制约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的重要因素，从国外获得的资源仍然不够多，延续几千年的国情并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

　　在古代，一个家族就是一个经济单元，也是一个利益群体。古代的小家族，生产资料少，生产力水平低，创造的剩余价值不高，但它们属于劳动密集型生产，吸收的劳动力多，依赖他们生活的人也多。大量的小家族，分布在不同地区，维持着各地区下层民众的生活，起着稳定基层社会的重要作用。古代的大家族则拥有丰富的生产资料和较高的生产技术，创造的剩余价值多，并以强大的经济力量支持统治者，但它大量兼并土地，使众多小家族趋于瓦解，使无数民众失去土地，贫富极端分化，动摇社会根基。大家族的扩张也容易形成尾大不掉之势。因此，古代统治者必须将大小家族维持在合理的分布和架构状态。

　　在现代，每个企业是一个经济单元，也是一个利益群体。分布在各地区的小企业，在资金、技术与设备上没有什么优势，但它们属于劳动力密集型企业，普惠于普通民众，维护着基层社会的稳定。大企业拥有技术、设备、资金上的优势，在增加经济总量、积累资金、提高科技水平、提升国家竞争力方面具有重要作用，但如果大企业过分膨胀，就会吞并大量的小企业，使之失去生存空间，进而使普通民众受损，导致贫富两极分化。这一点，给现代政治提出了新的挑战。

　　在现代中国，占据主导地位的企业是家族企业、垄断企业（利益集团）。它们在对付政府干预和获取信息等方面有自己的办法。这种企业有它的积极作用，例如亲戚带亲戚、关系带关系式的发展模式，使社会中的成员大量进入企业，因而出现了因一个人创办企业而带动全村、全乡乃至全县人致富的情况，大量的基层人口为此获得了稳定的收入。而垄断企业在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情况下，利用资产雄厚、政治平台高的优势，获得了迅猛的发展，在它们的挤压下，中小企业的生存变得艰难起来，而财富过快地向垄断企业集中，也明显催生了许多社会问题。

　　家族企业、垄断企业占优势的现象，也是由中国独特的国情所决定的。相对封闭的对内竞争、资源相对匮乏、地区不平衡等因素，决定政府不会放任自由无度的企业竞争，否则很快就会出现严重的社会问题。而各级政府如果干预过度，统一的市场、稳定的企业制度、公共而规范的信息资源等，都不可能形成，因而也就难以形成严格意义上的现代企业管理方式。由于政策干预和信息掌控都与各级政府密切相关，所以现代企业发现政治对它们的作用最大，而企业与政治权力的结合程度，决定了它的生存状态。例如要想打破地区壁垒，跨地区获得资源和市场，只有依托各种政治权力才能做到，并且其难易度与掌握政治权力的大小成正比。在这种情况下，各种企业对政治权力的渴求度就变得很高。

　　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中国政治依然还要调节经济发达、资源丰富地区和经济欠发达、资源较稀缺地区之间的关系，防止地区之间失去平衡从而导致破坏国家稳定；政府既要依靠大企业、现代化企业提升国家的经济实力，又要关注社会民生问题，依靠大量中小企业扩大就业面以维护社会的稳定。妥善处理好这些问题，实际上已成为一种民族共同生存的策略，也是所有企业的共生策略。因此，对于经济力量较弱但无所不在、数量众多的家族小企业，各级政府应当予以合理保护，恰当分配政治权力，进行积极引导和改造，以吸收大量的普通劳动力，稳定基层社会；对于家族大企业和形成利益集团的垄断企业，必须遏制它们的过分膨胀（尤其是对内膨胀），控制它们的政治权力，同时又要发挥它们的经济支柱作用。

　　个体组成群体，群体组成社会，离开群体谈经济、谈政治权力，并没有多大意义。无论是民主也好，共和也好，都必须关注不同群体的利益。在现代中国，给各类企业合理分配政治权力，调节它们之间的关系，可以说是一种企业的“共和”，而这种“共和”是政治共和的基础。各级政府的首要任务是调节不同群体的利益，我们不应当把这种必须承担而且已经承担重大任务的政治轻率地定性为“集权”而加以否定，而是应当认真面对、客观评价。同样，在社会由各种利益群体组成的情况下，我们可以推知多党竞选在中国很容易演变为家族企业或利益集团之间的更大争夺而失去控制，因而使政府丧失平衡地区、企业间利益的功能。总之，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在国计与民生并重的情况下，用政治手段维持各类企业、各个地区的合理发展和均衡架构，是当代中国“共和策略”之重要内容，这一点决定我们绝不能盲目照搬西方政治模式。（甘筱青为九江学院校长、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吴国富为九江学院庐山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九江日报2011年10月10日二版 http://epaper.jjxw.cn/jjrb/html/2011-10/10/content_9297.htm）